"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误导的深层原因

    被误导的深层原因其实某些误导，只要用自己的头脑冷静思考，是不难化解的。但是我们有不少人，偏偏愿意相信道听途说而来的东西，而不愿认真地做一点研究。这其中，是有一些深层次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根植于部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卑心理。
　　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人的唯我独尊之后，对“洋”的东西既崇拜又恐惧的心理在长时间主导着部分中国人的意识。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开，难 免让我们认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了。改革开放不过20多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有目共睹。但用20多年的时间完全改变国人的心态，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情。何况，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这种差距可能激发的，一种是迎头赶上，奋发图强的斗志，但是更多的，恐怕是慨叹己不如人的自卑了。有人往往会用人家的优点来比自己的缺点，越比越比出了自己的不行。一旦听人说美国的缺点，就斥为谎言，甚至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架式，比别人说了中国的坏话还要生气。
　　第二点原因，在于我们的部分宣传媒介多年来有一些误导。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部分媒体出于一种希望，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先进的一面说得 多，希望我们学习的一面说得多，给人的感觉好象整个美国都笼罩在玫瑰色当中。近几年，中国报刊大发展，又介绍了不少有关美国的另类生活方式，又使人觉得似 乎美国人个个“酷毙”，搞得我们国内的主流社会倒像另类。
　　另一部分的误导，来自于翻译小说。读得多了，我们会以为洋人个个温文尔雅，偶尔气急了说句“该死”，还要自责骂了粗话。想起当初在大学课堂上， 老师突然来了兴致大讲英文中的粗话，我们立刻目瞪口呆。原来所有的粗话都可以在汉语中一一对应，有的甚至更加难听。前一阵读黑马的一篇文章，说到他正试图 用北方乡村方言翻译英国诺丁汉的人说话，不禁拍手叫好。
　　第三点原因，还在于海外华人对国内的误导。
　　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创业艰难，大部分留学生过得也相当艰苦。有人终于熬出头来，回家的时候，以一比八的汇率将美元换成人民币，隐去在餐馆打黑工 的日子不提，单捡当今的好日子说。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点最为有效。还有人即使说现在的日子，也添油加醋。比如说自己买了一座大HOUSE(房 子)。只要跟华人多打打交道，就知道很多人的大HOUSE分期付款还差很多没有还完，上面租出去给人住，自己全家挤在地下室里。
　　混得不好的，往远了说，一去几十年没有消息；往近了说，如今的留学生，很多连封信都不给家里写，还编出众多理由，包括出国多年，已经忘了怎样写 中文之类的离奇说法。说得不客气一点，在美国的华人，要不扎在各地的唐人街和中国城，要不扎在各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挤入主流社会的寥寥无几，他们说的美 国，有多少可信度？

换个角度看《功夫熊猫》

    熊猫人赵半狄试图抵制《功夫熊猫2》，几次给我打电话，还约了见面，想听我的意见。不管从支持者的队伍还是从资金力量上，赵半狄与《功夫熊猫》及其制作方、发行方相比，都是势单力薄的。用郭跳跳的话说，赵半狄此举类似巴勒斯坦的小男孩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头，缺乏实际意义，只有象征意义。赵半狄的抵制好比是鸡蛋砸石头。套用常见的一句话——站在鸡蛋一边。所以，我站在赵半狄一边，我们要站在好莱坞强大势力的对立面。
    《功夫熊猫2》特地选择“六一节”前后在中国上映，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从中国的孩子及家长那里赚取票房。国内发行方也为此大开绿灯，据说票房不错，有可能再创中国票房纪录。所以，我想从票房、电影市场的角度说说《功夫熊猫》之类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作为。
    西历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似乎是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回首一下短暂的历史，我们对这个100亿人民币的国内票房又有另一番感慨。中国的电影曾经有过辉煌的时代，当我们为西历2010年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而鼓舞的时候，我想起了30年前。记忆中曾经看到一个数字，上个世纪80年前后，国内电影票房达到40亿，不知是否记忆有误。但是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去年曾经说，西历1979年，中国的电影观众达到297亿人次！当时人均每年看28部电影。这是什么概念，按票价每张平均0.2元计算，全年总票房接近60亿！扣除一些免费观看的场次，西历1979年，全面国内电影总票房达40亿，我觉得大致是可信的。
    此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伴随着物价的节节高升，伴随着总体经济的不断繁荣，中国电影却大踏步的倒退了。到了西历1993年，全年电影观众人次只有3亿，国内总票房也跌倒10亿以下，并多年维持这一状况。中国国内电影市场在西历1979年前后的高度兴旺和此后的不断萎缩，原因有很多，此处不详细分析。这里特别要提到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西历1994年，中国决定引进好莱坞电影。这一决定从本质上看，一是，用好莱坞电影来挽救中国电影市场；二是，向美国好莱坞电影开放了中国电影市场。在国产电影萎缩与好莱坞电影进入的状态下，最多的时候，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票房，超过中国国内电影票房的80%。虽然中国对于好莱坞电影的开放程度还是有限的，即每年“进口大片”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到西历2008年，中国电影的总票房才达到40亿，相当于29年前西历1979年的水平。然而，西历2008年超过400部的国产电影，只占据总票房的60%。西历2010年，也就是去年，中国国内电影总票房超过100亿，超过500部的国产电影，面对数量不多的“进口大片”，也只占据60%的市场份额。
    这样一个数据说明什么？电影既是文化价值观的载体，也是市场竞争的一个领域。中国电影市场是当今世界最后一块肥沃的宝地。中国人口众多，潜在电影观众数量巨大。当3亿美国人每年的电影总票房达到100亿美元时，中国电影票房的市场潜力未来达到2000亿人民币，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在电影观众数量上，与中国有可比性的，一是印度，二是联合起来的欧盟。但是，印度和欧盟与中国相比，都有一个障碍，即：语言。他们的语言过多，影响了一部电影的传播，或者说增加了一部电影传播的成本。因此，只有中国，既有广阔的市场，又没有语言造成的传播障碍。中国这块最肥的电影市场蛋糕，毫无疑问使得很多人垂涎欲滴。当我们看清中国电影市场是全世界最肥沃的一块宝地，再来看中国电影票房这几十年的兴衰，也许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中国电影衰落的原因不去说它，当初，我们面对衰落的解决方式就是引进。这一方式等于是拱手让出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幸亏中国有盗版，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盗版，国外引进的电影很可能打得中国电影抬不起头来，中国的电影市场很可能被好莱坞更加彻底地占领。到那时，在全世界最肥沃的电影市场上收获的，将都是好莱坞的制片商。但是，靠盗版对付引进电影的攻城略地，毕竟不是良策，中国的国产电影如果不能迅速发展，等到什么时候里应外合，让中国电影市场的大门从门缝到半开、全开的时候，好莱坞电影蜂拥而入，中国的电影市场将是别人的天下。
    我们甚至可以暂时抛开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抗衡、优劣比较，如果把商场比作战场，中国的电影市场必将是一个硝烟弥漫的商业战场，而《功夫熊猫》瞄准的，又是中国的少年儿童，所以，即便不从文化价值观来讨论问题，我们也应该有所抵制。因为，从商业的角度说，早就有人提出针对儿童的长期营销方案：如果儿童较多地看到一个品牌，将来长大后，成为这个品牌消费者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因此，《功夫熊猫》利用“六一儿童节”在中国大肆扫荡票房，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从中国捞钱的现实手段，还应该看到它为今后开拓市场的长远打算。
    面对赵半狄抵制《功夫熊猫》，势力强大的好莱坞在国内发行机构的配合下，并没有把他当回事。我仅仅从国家商业利益的角度，也要站在赵半狄一边。就算他是螳臂当车，这一举动也应该让人们有所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与赵半狄的不同在于，我对中国家长不带孩子去看《功夫熊猫2》的期望并不很大，实现这个期望的意义也不很大。我更希望赵半狄的抵制行为能唤起国内电影工作者、电影产业政策制定者的反思：如何让中国的国产电影迅速强大？有关人士已经声称，未来5年，中国电影票房将超过400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400亿中，中国电影能占有多大的份额？我们今天繁荣国内电影市场的努力，最终会不会是“为他人做嫁衣”？

全盘西化很可笑

    全盘西化的思想在中国有一定年头了，这种观念无非是说中国（或者其他落后国家）应该放弃自己的一切传统，从制度到观念都接受西方文化。同这种观点的争论也从此种观点诞生那天就开始了。陷入具体论点、论据的争论，很容易“身在此山中”，看不清整体。我希望能够跳开一下，从更远的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

    全盘西化的基础简单来说就是，西方现在的一切都很先进，所以落后的应该全面向西方学习。这个前提首先就值得充分探讨，但是，探讨起来比较大，一篇小文章说不清楚。姑且我们先假设这个前提是成立的，按照这种说法，是否两种文化遭遇的时候，“落后”的就必须要向“先进”的彻底靠拢呢？

    我们知道在5000年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是埃及，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野蛮世界。按照全盘西化的观点，当时的欧洲是否应该“全盘埃及化”呢？如此一来，还会不会有后来的欧洲、现在的西方文化呢？现在国内外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1000年前，中国的唐朝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如果按照“全盘西化”的逻辑，当时的全世界是否都应该“全盘唐朝化”呢？1000年前的欧洲是否就应该全盘接受儒家文化呢？

    也许有人会说，西方文化至少已经证明，它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文化，比当年的埃及，比中国的唐朝都要先进。对此，我们还是不必争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姑且继续接受这种假设的前提。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同样问一下：在埃及文明最繁荣的时候，它难道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吗？如果我们只看唐朝以前，不看唐朝以后，唐朝难道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吗？再把眼光放远一点，500年，1000年以后，现在的西方文化还一定是最先进的文化吗？

    当然，不管是5000年前，还是1000年前，那个年代不可能“全盘埃及化”，或者“全盘唐朝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候信息沟通不如今天充分和方便，文化比较有很多困难，不同文化的优劣不容易充分看清。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保留了很多独特的文化，使得这种独特的文化能够在日后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生长点。今天很多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所谓“落后”文化，如果在信息充分交流的情况下，被彻底抛弃和遗忘，未来再有合适的生长空间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文化的种子，会不会成为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甚至可能使人类失去了一些可以抗拒灾难的有效手段？

    “全盘西化”的观点之所以到了近代具有了强大的生长基础，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去人类判断事物的不同标准，到了工业化以后，尤其到了“世界一体化”以后，变成了统一的标准，而且，这种统一的标准也是西方文化自以为是地强行制定的，并且也是西方文化强行要求其他人接受的。一旦西方文化适合生长的外部环境改变了，它所制定的统一标准还有什么意义？有了这个统一的标准，才有了所谓“先进”与“落后”的绝对差别。如果我们接受在不同的环境里应该有不同的标准，所谓“先进”和“落后”就很自然会发生变化。

    西方文化非常强调自由，在西方文化看来，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也有自己思考判断的绝对权力，为什么离开了个人，扩大到一个文化整体，这种自由就不存在了，或者就值得怀疑了？

    其实，几千年来，人类不同文明的发展证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每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它自己适合生长的具体环境。这种现象就好比植物，温暖的地方适合阔叶林，寒冷的地方适合针叶林，如果让全世界都种上阔叶林，那是不可能都生长好的。科学家认为全世界杜鹃花的原产地都在中国，英国人移植了大量的中国杜鹃，但是，在英国生长的杜鹃已经和中国原产地的杜鹃不一样了。不同的文化其实道理也一样，互相借鉴是有好处的，全部照搬，“全盘西化”则没有道理，就好比要求过去的欧洲“全盘唐朝化”一样。

    与“全盘西化”形成对照的是，所谓“国学”也是另一个极端，有的时候，“国学”的思路同西方文化是一样的，都是想用同一个标准，放诸四海。而我认为，文化也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活的东西，判断好与坏，它的标准就是，在某个环境里生活的人们是否能与环境以及他人和谐地生存，尤其不能割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和认同。拿同一个标准大范围地要求所有的人群，结果只能制造冲突。

包养艺术家是西方陋习

    作家协会之类，由于拿着国家的工资搞创作，被称为“政府包养”。加入“作协”、“剧协”、“音协”等组织的个人，也被称为被“包养的艺术家”。某些媒体在评论这一现象时，大都带着不屑的口气。对于被包养的艺术家们，评论一般也没有给太高的评价，似乎与政府沾边，就是最大的污点。还有个别豪迈的“艺术家”，公开宣布自己“退出”，退出过程也变成一场展现英雄气概的表演，因而受到某些媒体的热捧。其实我也反对包养，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指出：包养艺术家不是中国传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地道的西方传统，至今依然。
    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如今大名鼎鼎的西方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都是被包养的，不管是教会包养还是美蒂奇家族包养，艺术家都在权贵、权势的羽翼遮护之下。此后，如莫扎特等，则换了被包养的对象，即国王。在欧洲历史上，艺术家被权贵包养很普遍。当然也有不被包养的，但大都生活坎坷，如梵高。欧洲历史上艺术家寻求包养有几种方式，教会、国王“御用”，拥有头衔是一种，阶段性地提供命题作文性质的服务、按权贵、权势者的要求进行艺术创作，也算是一种。虽然欧洲确有艺术家对此不感兴趣，但也不能排除酸葡萄的心理，或者在价值观上的另一种倾向选择，即，不愿被教会、国王、贵族包养，但愿意被资本家包养，如肖邦。事实上，在欧洲历史上，被包养的并不只是艺术家，包括学者，此类包养现象也很普遍。
    反观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包养艺术家的做法。如果说蔡京是个艺术家，皇帝重用蔡京并非为了他的书法艺术；如果说赵孟頫是个艺术家，他与元朝政府的关系，几乎与他的艺术创作无关，甚至还相反。赵孟頫身为元朝的高官，却在艺术创作中寄托汉族旧时代的记忆，朝廷也没拿他怎样。如果说苏轼是个艺术家，他在朝廷做官，与他的艺术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还因为自己的诗作惹来官司。如果说八大山人朱耷是艺术家，他却是一个前朝皇族，在本朝无权无势，也无人包养。如再要举例，那么，唐寅、徐渭、罗贯中、关汉卿、汤显祖、郑板桥、吴承恩、曹雪芹等等都是不曾、不愿被包养的艺术家。还有近代著名的瞎子阿炳，当西风东渐，近代中国的艺术家、学者纷纷寻求包养的时候，瞎子阿炳依然延续着中国的传统，没人包养，孑然一身。
    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艺术家和工匠。中国古代社会，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己就是艺术家，他们做官与否，与朝廷的亲疏关系，与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源头上基本无关，结果上关联也不大。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创作都是自由的。排除了朝廷或皇帝包养，古代中国也没有教会来包养艺术家。社会上的有钱资本家根本被知识分子看不起，被资本包养的情况也极少。因此，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艺术家被权势包养的情况很少出现，即便有蔡京之流，一来，蔡京并非因为艺术才能而被包养；二来，后世之人也把他排除在“苏黄米蔡”之外，不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而对于中国古代最有权势的皇帝来说，最多只是包养工匠，即技术高超的手艺人，如绣工、雕工、画工等。工匠与艺术家的差别在于，他们只是出卖手艺，不在乎什么思想性，就好比为清宫服务的洋人郎世宁，画的是不错，但他只是画匠，而非艺术家。
    由此，我们就明白一个事实：中国古代没有包养艺术家的传统，也较少包养学者的传统。李时珍、徐霞客都无人包养，而是独立的。包养艺术家实际上是历史悠久的欧洲传统。我曾经说过，欧洲的大学从中世纪的源头开始，就是为教会或贵族等级服务的，因此，学者被权贵或利益集团包养，也是欧洲的传统。也许人们要问：现代中国的“作协”之类，难道不是中国特色吗？的确不是，这种方式是从前苏联学来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现象。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的作者，以及其他优秀文学作品的作者，没有一个参加类似的机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机构。
    当我们理解了包养艺术家、包养学者是西方的一贯传统后，立即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惑：当今中国，批判政府包养艺术家的人是谁？难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不是。其实是一些以洋人马首是瞻的媒体或精英。这难道不奇怪吗？既然包养艺术家是欧洲传统，为何崇洋媚外的精英们还要批判？实际上，这就是欧洲历史发展的结果。当初，欧洲的艺术家、学者纷纷愿意被教会或国王包养，后来出现了资产阶级，后来资产阶级发动了革命。于是，原先由教会和国王包养的艺术家、学者，纷纷改为被资本家包养而已。因为，在欧洲的历史上，这被称为是进步。当今西方社会，虽然不能说完全如此，但依然有很大一部分依然如故——艺术家、学者不被政府、教会包养，却被资本家包养。例如，各种签约歌手、签约画家、签约作者，都是资本家包养的。
    这一现象在当今中国也已经出现，例如798大批被西方签约、或等待被签约的现代艺术家，大批被经纪公司签约的歌手、演员，以及公开或隐蔽的签约作家，尤其是一些以西方为时髦的年轻作家，以及被西方基金会签约的学者。他们和一些媒体、精英一起，对政府“签约”的作家、艺术家、学者看不顺眼，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自己是被资本家签约的艺术家或学者。说实话，我丝毫看不出“被资本包养”比“被政府包养”高尚在哪里。甚至，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我更看不起被资本包养的艺术家、学者。因为，中国传统要求知识分子是独立思考的，除了为官做事，在思考和艺术创作方面，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由的。洋奴精英嘲笑挖苦被政府包养的艺术家、学者，不过是一个傍了大款的二奶、小三看不起年老色衰的原配而已。

    最后附一条本人刚发的微博：不说此派那派的，只说在一个国内众多知识界大佬云集、八老压阵的会议上，号为儒商的冯仑与被尊为思想者的易中天，两人公然在嘴巴里“高潮”不断。让我想起某些人常说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优越待遇，因而羡慕民国大师众多。也许，只有操着“娘希匹”的蒋介石，用法西斯手段加高官厚禄才能管管他们。

一个年轻人的婚礼

     

     一个29岁的年轻人要结婚，挺正常的一件事，但据说全世界有20亿人通过各种方式围观，这是想让人羡慕还是嫉妒？这个家庭里的“大事”，很多国家、地区、民间团体都要送礼，他是大救星吗？还是人们逮住机会巴结权贵？婚礼预计花费2亿多人民币，这种奢侈，可以救活多少饥饿的穷人？国家情报机关严阵以待，生怕有人捣乱，5000多名警察遍布各个角落，沿途建筑上还安排狙击手，这算“扰民”吗？或者，这个婚礼害怕谁？它的假想敌是谁？婚礼还有小型阅兵，还有空军飞行表演，国家财政为何就要为这个年轻人这样大笔支出？1900份邀请函，都是金钱世界、上流社会的成员。还要在城市的街道上实地彩排，……这样一个奢靡、浪费、扰民、公款私用的婚礼，就是为了一个“富N代”、“官N代”、“权N代”，中国的媒体为何一窝蜂地捧他的臭脚？
    媒体一边批评中国国内的富人奢侈、官府扰民、公款私用、权贵傲慢等等，为何到了一个英国年轻人身上，同样的事情，媒体的腔调全变了？全变成阿谀奉承了？西方文明号称追求人人平等，这也是“民主”的基础。不管怎么解释，一个世袭的王权，一个拥有法律所赋予的永久特权的王室，都是违背人人平等原则的，都是不符合“民主”原则的。所以，美国的开国元勋才会痛骂这个施“暴政”的王室，才会说它“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民主”的美国，就是用这种痛骂英国王室的方式开始建国的。为何当今的中国媒体忘记了托马斯-杰弗逊精彩的文笔，转而对这个年轻人的婚礼大肆渲染？难道因为洋人比中国人高贵吗？
    这个欧洲王室，曾经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王冠和王袍上，浸透了几代中国人的血汗。因为他们的野蛮和贪婪，几代中国人落下了“东亚病夫”的称号。这个王室利用慈禧太后这个老女人的私心，在中国民众身上敲骨吸髓。他们还派人做了中国末代皇帝的私人教师，企图让那个腐败透顶的末代皇朝继续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他们还企图侵占西藏，未能达到目的，便挑拨西藏脱离中国。他们开着炮舰来到中国，没有公平，完全是强盗的行径。他们抢劫圆明园，抢不走便烧光。他们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政府则支持、保护、参与这一黑社会行为，并从中抽取巨额保护费。他们长期控制中国的海关，让中国企业与英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都无法公平竞争。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欧洲其他国家打得体力不支，不得不找中国人帮忙。中国人说：我们可以派兵，英国人说：只能派劳工。因为一旦中国派兵，就变得与英国平等了。然而，他们根本不把帮他们挖战壕、运弹药的中国劳工当人看。……就是这样一个对于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罄竹难书的国家，我们的媒体居然还同他们的官方机构一起，发起什么“祝福”活动。中国人这么贱吗？这么健忘吗？也许有人会说，过去的事提它干嘛？的确，知错能改，应该被接受。但是，当我们一再谴责日本不愿道歉的时候，我们听到过英国为他们的野蛮、残暴、无耻，而向中国表达一点点歉意吗？有了英国这样“文明、先进”的榜样，我们又怎能只责怪日本呢？
    英国把一个年轻人的婚礼大张旗鼓地搞得轰轰烈烈，有它的深刻用意。很多年前，这个年轻人的妈妈嫁给他父亲的时候，英国民众对王室的感情被煽到了顶点。英国说起来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为了追求真正的民主，英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废除王室的要求。当年，戴安娜童话般的婚姻使得废除王室的民主声音降低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那个曾经童话般美好的王室婚姻，只是一个虚幻的童话。这个婚姻后来在王室的贵族传统中，变得乌烟瘴气，偷情，出轨，离婚，车祸疑似谋杀，使得英国民众要求废除王室的声音再次高涨。道理很简单，民众花钱养了一个世袭的特权家庭，难道就是要被那些丑闻来恶心自己吗？戴安娜死后，英国王室一开始不愿承认这个已经离婚的王妃，但是，迫于汹汹的民意，不得不给死去的、离婚的前王妃以王室待遇，算是缓和了一下民众要求废除王室的呼声。然而，金融危机后，王室庞大的开支又成为民众艰辛生活的鲜明对比，媒体不断强调说，国家支付给王室的费用，已经很多年没涨了，还是架不住王室要求国家财政多加钱的迫切愿望。于是，民主国家是否该废除王室这个摆设，又成为话题。
    这个话题还有连带问题。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气派得很。衰落之后，还有一个昔日老大帝国的空架子，叫做“英联邦”。英联邦中的很多国家说起来也是“民主”国家，供奉一个王室做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怎么看都与民主有不小的差距。因此，英联邦中的某些国家早有意愿要脱离英联邦，也就是说，不再以英国女王为自己的国家首脑。戴安娜死后，有的英联邦国家已经盘算好，等现任女王去世，就顺势脱离英联邦。然而，王子婚礼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上述两种状况。
    之所以能改变，是因为这个婚礼如同娱乐圈的偶像崇拜，通过俊男美女（姑且算是吧）、奢侈铺张、名流云集、豪门展览，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把王室婚姻虚幻的童话故事又说了一遍。民主之所以不靠谱，原因之一就是，民众常常是感情化的，而不是理性的。大张旗鼓的特权婚礼，通过偶像崇拜的方式，制造了不少对王室的好感。由此，废除王室的声音，降到了戴安娜死后的最低点。特权阶层就用这样一种愚民方式，借助民主稳固了自己的特权。恰如当年民主要求拿破仑当了皇帝，恰如当年民主把权力交给了希特勒。澳大利亚原先说女王死后就脱离英联邦，但是，现在澳大利亚舆论说，如果女王死后，这个新婚的王子当国王，就可以不脱离英联邦。
    这场以奢华、浪漫、恩爱来刺激民众感情的王室婚姻，目前来看，的确改变了民众的喜好，民众在舆论的强大煽动下，对王室的好感增加了。这种好感主要来自于对婚礼的好奇和对新婚的祝福。然而，这个年轻人的婚礼，对于王室的加分作用是否超过其母亲的婚礼，还不好说。日后，是否也会变成他母亲那样绯闻不断的故事源，也不好说。虽然在人家新婚的时候，说这个话有点不吉利。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特权贵族传统中，寻花问柳、水性杨花是必然。这个年轻人在结婚前已经有不少花边新闻。据报道，欧美国家还有很多美女矢志不渝地要做“王子猎手”。她们打听王子的一切爱好和口味，探听王子的行踪和生活习惯，在王子常去的夜店蹲点守候，只等着王子落网，成为她们的俘虏（王子的确经常去夜店鬼混）。拥有独一无二特权的王子，面对如此众多自愿送上的美味，又能有多大的抵抗力呢？因此，童话故事催生的民众对于王室的好感，一定会随着童话故事的破灭而失去。人家新婚，说太多不吉利的话，有点不厚道。但是，反过来，作为中国人，也丝毫找不到理由，为这个年轻人的婚礼而羡慕或激动。十年、二十年以后再说吧。

美国政要集体看电影？

    上面是一张美国官方公布的照片，里面的人物不用一一介绍，大都是世界级的权势人物。国内有人见了这张照片又开始莫名激动，说什么美国一群最高政要集中办公的地点，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县级政府；还说什么堂堂美国总统就挤在一个角落里，等等。话里话外地捎带上中国。辩驳这些言论没有意义。我们听说的美国消息是：美国的政要们在这间屋子里，集体观看了“抓捕”拉登的过程。从照片上看，他们看得很认真、很沉默、很冷静、很聚精会神。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奥巴马想了一个晚上，最终决定用直升机对拉登的住所发动攻击。这则报道还说，情报官员告诉奥巴马，拉登在那个屋子的概率在50-80%之间。《时代》周刊的报道还说，“有40分钟时间，总统和他的高级助手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显示屏，收听世界另一边的行动进展和随之而来的交火”。那么，当奥巴马宣布本拉登被美军击毙之后，我们可以问一下：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阿拉伯电视台援引巴基斯坦官员的话说，本拉登的女儿说：她的父亲本拉登是先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活捉了。美国政要们正在看的镜头，是活捉本拉登的瞬间吗？美国白宫发言人说，本拉登当时未持有武器。也就是说，美国海豹突击队活捉本拉登时，本拉登是一个赤手空拳的人。美国政要们看到拉登手无寸铁吗？本拉登的女儿说：她的父亲是在被美军活捉之后遭到枪杀的。那么，美国的政要们在这间小房子里，看到英勇的美军打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吗？奥巴马事后说，他所下达命令是要“抓捕”拉登，并将其绳之以法（to get Osama bin Laden and bring him to justice.）。那么，照片中的奥巴马看到英勇的美国军人精确地开枪击中本拉登的头部，奥巴马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就像照片上那么冷静？奥巴马事后还说，美军“小心地避免了”平民的伤亡（They took care to avoid civilian casualties. ）。但是报道说：现场有几位平民死亡和受伤。照片中的奥巴马看到了吗？也许，给奥巴马起草讲演稿的人，用了很大的心思，完成了这个造句。

    上图最右边的一张，据说是本拉登被击毙后的照片。在那间小屋子里的美国政要们，看到的是这一张照片吗？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由奥巴马确认后，这张照片出现在很多媒体上。然而，没隔多少时间，就有人指出，这是一张合成的照片，左边两张就是合成的原图。那么，是谁合成的？为什么合成？如果没有人揭穿，这张假照片是否就作为本拉登被击毙的证据？我们大概可以确认，美国政要们在那间小房间里看到的，并不是这张照片。他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镜头？

    也许，他们只是在看一场电影，强大的工作压力之余，大家看看电影轻松一下。这部电影可能是一部暴力片，里面有屠杀平民的镜头，有活捉手无寸铁者的镜头，有将手无寸铁者活捉后，再精确定位、开枪打爆脑袋的镜头。也许，本拉登脑袋爆开的镜头太血腥，事后便有人合成了一张血腥指数低一点的照片，当做电影海报。也许，这部暴力电影里还有6名2-12岁的孩子，他们目睹了美军高超的杀人技术。美国政要们看完这部暴力电影，都很轻松地回到现实中，顺便向全世界谈了自己的观后感。奥巴马是最主要的影评人，以演讲的方式，向世界汇报了自己的电影评论。总的精神是抓住了：本拉登死了。在细节问题上，影评与影片的真实镜头有点出入，也可以理解——他可能有点近视，可能被前面的人挡住了视线。影评嘛，就是为了票房，说点过头话，很正常。我们见多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政要们都说，这部暴力电影很好看。因为，这是他们集体导演的。暴力是美国电影的特色，暴力加上悬疑，留给全世界很多猜想：这是电影推销术。

献给为民主教饥渴而死的殉道者

    中东、北非开始传播民主教了。民主教的传道士们如同当年与殖民者同行的天主教传道士一样，伴着刀剑和炮火，传播着民主这一福音。民主教是像天主教、伊斯兰教一样强大的宗教情感，民主传教士们为了传播民主教福音，在各种地方带路，甚至冒着枪林弹雨，纵然被西方发达的民主导弹炸死，他们也如上了天堂、亲近民主上帝般的光荣。至于那些像印第安人、黑人那样，在传播民主教的过程中流血、伤残、死去的平民，也因为民主了，“纵做鬼，也幸福”，被幸福了。
    民主教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三位一体”下的新宗教，在另一个方面，与其他宗教一样，也有自己的“圣地”。民主教的传教士们、新受民主洗礼的民主教信徒们，常常要去民主教的圣地朝拜。如同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民主教的圣地也不止一个。对于中东、北非那些刚刚沾染了民主教荣光的地区来说，美国那个民主教的圣地远了点。因此，一批刚刚沐浴了民主教雨露滋润的新信徒们，决定到伟大、光荣、正确的欧洲民主教圣地去朝圣，去领受民主上帝的恩宠，享受民主教的一切美好。他们一批批地出发了，踏上了艰难的朝圣旅程。
    其中有一条船，载着几十个民主教的朝圣者，离开北非的海岸，驶往欧洲那个民主教的正宗圣地。船上的有埃塞俄比亚人、利比亚人、厄立特里亚人、加纳人、苏丹人，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儿童，最年幼的民主教朝圣者，只有1岁。他们如同当年摩西领着众人逃离埃及、走出红海、走出沙漠一般，在地中海的波涛里颠簸摇晃，历经艰难，只为了心中那一份民主教的理想。地中海这个水塘有点大，他们朝圣的船有点小。两千多年前，奥德修斯从小亚细亚返回民主教发源地的希腊，在海上走了十年。如今，这条驶往欧洲民主教圣地的非洲船也在地中海上走了不少时间。他们缺少食物、缺少饮水，这可能是领受一种宗教幸福必要的考验。
    其间，来过一架民主教圣地的军用直升机，看到民主教信徒在波涛中的艰难，给他们空投了一些饮水和饼干。此时此刻，民主教多么美好，充满了大爱与人权的希望。也许，军用直升机要执行战斗任务，去消灭那些民主教的异教徒，再也没有出现。朝圣民主的非洲船，在地中海继续漂泊流浪。他们遇到了一艘民主教用来护教的航空母舰，据说那条航母的名字是“戴高乐号”，那可真是来自民主教圣地的伟大战争机器啊。非洲渴望民主荣光的小船希望得到民主教护教航母的救助，但是，民主教航母上，飞机起落，也许是去非洲轰炸民主教的异教徒，没有理会在地中海的波涛中饥饿交困的非洲朝圣船。民主教的朝圣者们在小船上将两名嗷嗷待哺的婴儿高高举起，希望民主教航母上的民主战士能够看见，似乎在说，给民主教留一点种子吧！但是，民主教护教航母腾不出手救援他们，也许民主教的异教徒敌人太多，他们来不及救助同一信仰的民主教信徒。
    这条由非洲前往欧洲民主圣地朝圣的小船，在地中海上漂泊了16天，最终在一个收押民主教朝圣者的欧洲小岛靠了岸，但是，已经有61名民主教朝圣者因饥饿、因缺乏饮水而死去。他们是民主教的圣徒，是非洲民主教的殉道者，他们应该列入民主教传播历史的光荣榜，民主教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多么了不起的宗教情感啊，为了民主教那一份纯洁的理想，他们历经艰难，不惜付出生命，死而后已。民主教的殿堂上，镌刻了无数这类没有名字的殉道者的数字。
    尤其是，民主教朝圣者的艰难，还不完全来自险恶的自然条件。在民主教的圣地，法国正要修改法律，给来自非洲的民主朝圣者设置更大的朝圣难度，不能让他们轻易就实现朝圣的目的，要让他们深切感受“民主来之不易”。这是民主教入教的考验啊。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来自民主教圣地的民主教的高贵者，正是用孟子的教导，在考验新进成为民主教信徒的后来者啊！你们想领受民主上帝的恩宠吗？你们想沾染民主教美好幸福的荣光吗？不经受最严峻的考验怎么行？那是生与死的考验，没有为之付出生命的决心，怎么能够享受民主教的光辉？
    几百年来，在通往欧洲、美国那些民主教圣地的道路上，有多少渴死、饿死的殉道者？有多少被打死、杀死的民主教的异教徒？我们已经难以统计。这60多名非洲的民主教殉道者，只是沧海一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虽然没有踏上民主教的圣地，没有来得及匍匐在民主教圣地芳香的泥土上，但是，他们做了民主教的鬼魂，他们是多么幸福和满足啊！
    中国的民主教传教士们，你们脑满肠肥，领着传教的充足经费，动动嘴皮子就想为你们的教主增添新的荣光？太异想天开了吧。传播民主教，过去要用火与剑，要用诺贝尔的智慧，要采取奴隶制那样的配套制度；如今要用飞机、军舰那样的尖端武器，要能够在千里之外，杀人于无形，要遵守“普世价值”那样的宗教戒律。但是，想在中国传播民主教的传教士们发现，中国居然有原子弹！他们恨啊，航母、导弹那套传播民主教的惯用办法，在中国派不上用场，他们恨死了造出了原子弹的中国人。而像非洲民主朝圣者那样用自己的死亡来证明民主教的崇高，中国的民主教传教士们又不屑于做。那么，他们在中国传播民主教福音的伟大天职，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教传教士们，如果你们继续一事无成，当心你们的教主抛弃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