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西藏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西藏问题”一词出现频率颇高。而中国官方早就不使用。对“西藏问题”一词应该怎么看？有没有“西藏问题”？
　　毛泽东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西藏问题”一词
　　毛泽东曾在两个时期使用过“西藏问题”一词。
　　第一个时期是西藏和平解放前，经查有三次提到。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同年11月23日，毛泽东又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这三次讲的“西藏问题”，指的都是在大陆部分已解放的情况下，如何解放西藏、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
　　第二个时期是1959年3月达赖发动武装叛乱后，毛泽东也数次提到西藏问题，全都是主动对外国人讲的。1959年4月19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你们了解西藏问题吗？”5月10日，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从上次同你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这里的“西藏问题”指的是西藏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和我平息叛乱，并通过民主改革废除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问题。
　　从以上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其一，毛泽东使用“西藏问题”一词不是指西藏的一般问题，而是特指一定历史条件下涉及整个西藏的重大政治问题，即：解放西藏和废除封建农奴制度问题。其二，“西藏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1950年前是西藏还没有解放的问题，1959年是平叛和民主改革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早已解决。其三，“西藏问题”所指西藏是今天西藏自治区范围，不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诸省辖下的藏区。
　　据查，毛泽东于特定历史背景下使用“西藏问题”一词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不再使用“西藏问题”这个词。
现在有没有“西藏问题”
　　2006年，中央统战部领导在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谈中明确指出：西藏形势很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达赖私人代表听后脸色大变，沮丧地说：谈了老半天，连“西藏问题”都谈没了，回去后没法子向达赖喇嘛交待。我们说现在已经没有“西藏问题”了，打中了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的要害。

　　西藏1951年和平解放， 1959年平叛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自此历史上构成“西藏问题”的那些特别因素已经全部解决。西藏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稳定的过程中当然也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但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同样有自己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人们不能因为其他地方也存在矛盾和问题就提出什么“某某省问题”、“某某市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
　　达赖集团的“西藏问题”，核心是“西藏国际地位未定”论，也就是他们所谓“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1951年被中国侵略占领”、“西藏有权利要求独立”之类的问题。在达赖集团看来，如果没有“西藏问题”就没有搞“藏独”的理由了，也就得不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上的支持和钱财上的赏赐了。因此，必须死死抱住“西藏问题”不放，并使之国际化。更远的不说，仅从2008年策划组织煽动“3 14”事件到干扰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再到去年策动四川藏区几个僧人自焚，无非是想证明“西藏问题”存在，以及自己对西方一些势力的使用价值存在。这里还必须说明，达赖集团所谓“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指我国西藏自治区这个范围，还要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的藏区，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达赖的如意算盘，是想把中国这1/4领土都变成“问题”。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势力看来，如果没有“西藏问题”就没有了支持达赖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也就没有了在国际舞台上炒作达赖的题目。因此，几任美国总统都在国务院设“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在每年发表的所谓《人权报告》和《宗教自由报告》中，都不忘设专门篇章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
　　国际社会一些人正竭力配合达赖，把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事务操弄成一个“国际问题”。历史经验和国际政治现实告诉我们，如果“西藏问题”成立，美国等就有“理由”像对待“波黑问题”、“科索沃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那样，把它拿到国际组织上去“讨论”，就可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中国进行制裁，甚至对中国动武。
　　如何应对所谓“西藏问题”
　　在当今国际涉藏舆论中，企望西方政客、媒体主持公道，无异于与虎谋皮，任何这样的幻想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无所作为。我们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逐步夺取涉藏话语权。
　　一方面，在学术、舆论中不正面使用“西藏问题”这个词。我们一些媒体有时注意得不够，为了文字简练或标题吸引读者而不加选择地使用“西藏问题”一词。一些科研单位申报研究课题，错误地认为“西藏问题”不管打不打引号都是“客观存在的”。某名牌大学曾专门召开“国际视野下的西藏问题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人士参加。这都是需要加以改正的。
　　另一方面，我们对外交涉和接触商谈中，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存在西藏问题”的观点，以充分说理打掉对方的谬论和祸心。如果对方坚持要谈“西藏问题”，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把对方国家涉及种族、民族、宗教和局部地区“独立”、“自治”要求的问题，以及“被占领”问题提出来，包括近期的“华盛顿问题”、“伦敦问题”，要求双方认真、充分切磋一下。（文章来源：中国西藏网)

藏区发生僧侣自焚事件深感痛心 达赖是个两面派

3月2日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由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会议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香港卫视记者：请问发言人，根据媒体的报道，过去这一年多来，在西藏、四川的藏区、甘孜、阿坝以及青海玉树连续发生了一些僧侣自焚事件，一共有20多起。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境外的分裂势力策动所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地方维稳官员以及政府的宗教政策某些粗暴的做法或者高压的做法才是造成僧侣自焚的原因，您对此怎么评论？
我们也观察到，达赖喇嘛去年11月份在外国媒体曾经公开表示过，不鼓励自焚的举措。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跟达赖喇嘛方面有畅通的沟通管道，我们不知道中方是不是考虑通过这样的沟通促请达赖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来制止这样的自焚举措？根据西藏日报的报道，自治区党委近期派了一些党员干部进驻一些寺院，并且向寺院分派毛邓江胡四位领袖的画像，有学者认为这会严重违反宪法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会加强藏区的紧张趋势，不知道发言人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
赵启正：近来藏区连续发生僧侣自焚事件，其中多数僧侣都很年轻，最小的只有18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此我们深感痛心。
我想提醒各位记者注意，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前，有人预告时间地点，有人准备好摄像机拍摄，阻碍别人去抢救自焚者。事情发生后，达赖说了什么，你的版本是他劝他们不要自焚。我知道的他是公开赞扬自焚者有很大的勇气。如果你听到的和我听到的都存在的话，那么达赖是个两面派。
有位大和尚告诉我，佛门一向敬畏生命，反对杀生，十四根本戒，不杀生，不杀一切生命为第一戒，破戒杀人罪孽重重，自杀之罪仅次于杀人。任何人都应该珍惜生命，无视生命的自杀，既不慈悲也不智慧。我想说，有话好说，不要受人蛊惑，一时错念采取极端方式，失去生命会追悔莫及。
一直以来，西藏自治区为了改善寺庙僧侣的修行和生活条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统一为寺庙解决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提供一些文化服务，改善生活条件，丰富业余生活。你所说送的领袖画，这是一张纪念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60周年的一张画，画上有四位领袖，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恰恰自治区这些措施受到了当地的欢迎。

【微博节选】余杰赴美被包养期间遭美国人嘲讽被迫回国

染香：知道北大的余杰吗？他就是被克林顿从中国带到美国、奔赴到令他向往的民主自由世界的文化人。只不过，他在美国没有待多久就又灰溜溜地回到了中国，再也不想去美国了。为什么？因为他经常被美国人当面讥笑他“chin chong chong”，中国的民主精英，在美国人眼里就是一条狗。美国人更尊敬热爱祖国的中国人 

今天 15:25  http://t.sina.com.cn/1654592030/5en0vLUmNdR

@Take西奴down:当年一位姓焦的美国大兵的兄弟，离开北京投往美帝时，美国之音的报道是“哭的稀里哗啦的”。现在还不是灰溜溜的又溜回北京呆着。刘军宁顶着哈佛特聘教授的光辉，吃光了自己的积蓄，也灰溜溜的回到北京。这位余神父也投奔自由世界了，可惜地主家也没余粮，凭那一点英文底子，只能去抢狗粮过活了。 http://www.weibo.com/2559027122/y0pZhed4H

进步社 【余杰的道路】文学青年-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所谓的启蒙知识分子-基督徒兼持不同政 见者-神棍兼政客——【特别关注：余杰怎样从中情局处领带血的反华工资http://xinu.jinbushe.org/index.php?doc-view-1779.html 】余杰叫嚣“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 http://xinu.jinbushe.org/index.php?doc-view-154.html     (10秒前)

水煮纺大 不知道真假，没查证。但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国家，从骨子里就不会高看一个判国者，即使宣传多好听、面子多光鲜、职位多险赫(7分钟前)
泮北北 其实模仿的是广东人发音，这在美国确实是歧视性意思，当年奥尼尔对姚明来过这么一段，被当地华人抗议(8分钟前)
染香 chin chong chong没有什么具体意思，是美国人模仿中国人发音，有侮辱中国人的意思(13分钟前)
香甜酸辣咸 听过此人写的书，除了恶意污蔑，看不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存心说一个人不好，总会想出种种理由，哪怕这理由很荒谬。从心里看不上这人。(18分钟前)
云水花泅 转发此微博:这些人的贱劲儿永不会消失，它们也是前赴后继的一帮问心无愧的下三滥！(27分钟前)
肖小天 转发此微博:火与冰时的余崇尚热烈的精神自由 信了教后变成精神崇拜 批判影帝打着民主的旗号 比影帝更虚伪！(28分钟前)
一狼大叔aze 看到很多逗士鼓吹反专制要民主，其实完全不是建设性的态度，一个劲地散步谣言制造动乱，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居心叵测，于国家于民族是极大的祸害。中国的事情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稳定发展稳定改良，才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44分钟前)

白丁V5 这类低级蛋白质，国家还收留，这个国家太宽容了(46分钟前)
难得识途的老马 回复@不南亦不北:幸福者不会到处说自己的幸福，失意的人才会到处嚷嚷，这就是网上骂政府的人多于赞扬政府的人的原因。老兄高见(57分钟前)
阿拉伯4100 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不管他身处何方，都能让人肃然起敬，这就是人格！(今天 15:58)

阿郎1874 民主也好自由也好！看准自己民族的根在哪里！根深了才能叶茂，不要让人家当枪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高高在上的，从来都没有真心实意活动在人民之中。这就注定他们只是笑料(今天 15:55)

乐阳1990 老美最尊敬老毛，周恩来。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的人，只能是丧家之犬了。但这和提高国人素质不是一回事。(今天 15:54)

谁了 “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引用一下，不敢保证意思完全贴切(今天 15:46)

不南亦不北 支持者大多缄默，看了就看了，还要忙着自己的事情。反对者大多闲的蛋疼，天天泡在网上有的是时间。幸福者不会到处说自己的幸福，失意的人才会到处嚷嚷，这就是网上骂政府的人多于赞扬政府的人的原因。(今天 15:45)

独树西风 原来和张鸣一样 //@常在战场2010:这哥们底细我略知一二，北大时可积极了，因研究生毕业分配未入自己想进的某大机关，从此恨上我党我军和我国政府，以文招摇，其实北京这等人物多得是。不过美国人通过逗士们狗咬狗了解到这底细后怕是卧底劝退了。说句实话美国人对这种狗待遇还行只要叫唤就给饭吃。(今天 15:43)

法天 余杰的文章说跟小布什吃饭，小布什专门跟他讲：有困难就说。对他们来说基督教是护身符加利器。(今天 15:38)

大爱有声 //@第一美女出版吕秀云:连祖国母亲都背叛的人只能被别国利用不会被尊重。那叫卖国求荣！其实他们也是上了贼船，上船容易下船难啊！也许他们内心也很痛苦没办法吧！这样的话，建议他们多点儿消极怠工！(今天 15:35)

猛龙摆尾 西奴们是无比热爱着他们的洋主人，哪怕看见洋人当街吃大便，都会羡慕不已，并愤怒抨击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给他们大便吃(今天 15:31) 

惊闻余杰被殴打？本人惊得一身冷汗！

文/天理

看到网上有文章吹捧余杰先生的英勇“经历”：“被绑架而且被殴打了近三个小时，直至昏迷，后被送往专供中共高干治病的北京医院抢救，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本人真的吓得出了一身汗！在本人的脑子中，余杰先生本来就是中共的人，是谁打它文章可没说清楚，但惊闻“余杰被殴打”，本人真的是打死也不会相信！
本人可以说，写这种文章的人肯定不清楚余杰先生的来头，更加不知道余杰先生底细。若是发文的“作者”知道余杰先生的“丰功伟绩”，本人相信他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出来！为何？因为余杰先生是当局御用笔杆子，同时也是其组织对国内民主运动进行打压先锋队的头面人物。谁人都有可能被当局找麻烦，但它余杰先生却不会！
因为，余杰先生一向对不服从其刘帮集团及其当局的国内维权运动的人士进行无情的打击，为当局镇压国内维权运动立下汗马功劳。从“用真话来维权”到在美国替当局进行阻止郭飞雄会见美国当时的总统布什的“拒郭事件”，无不是招招狠毒，无所不用其技。加上余杰先生的光环四射，什么的“笔会副会长”、“天安门之子”以及什么的作家，什么的研究员之类的衔头，足以让要动它的人连躲避也不及，谁还会害它？
可以说的是，余杰先生是中共的宝而不是草！中共一贯对余杰先生敬重有加。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当国内形势最恶劣的时候，余杰先生出国象赶集一样，爱出去就出去，爱回来就回来！网友写一些文章上网，也会有警察同志登门拜访，可余杰先生写的大作直骂国家总理，却也照样出版发行。这样的共和国“天娇之子”，谁敢打它？
加上余杰先生有特异的功能，能与“天父”真接沟通，只要余杰先生口若悬河，念念有词，它的愿望就能达到，这个在美国“拒郭”时已经灵验过一次！有神灵附体的余杰，会有人敢打吗？依天理看来，当局绝对不会对余杰动一根毫毛。可为什么会发出“余杰被绑架而且被殴打了近三个小时直至昏迷”这样的英勇“经历”出来？这无非都是其组织有目的的炒作！
谁都知道，余杰先生以及其组织的人都是些嘴巴吹的人，与实实在在干事的人完全是不能相提及的。当局要真正对付的是那些做实事的人，与余杰这些附痈之蛆的花瓶子嘴巴民运有什么相干？这就是天理要揭穿其真相的目的！因为，随着国内一大批首当其冲的维权人士惨遭打压，但其余杰及其组织的这些嘴巴“精英”却安然无事，国内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要不“搞”点新闻出来，趁一下热闹，怎么样去跟国内的人们交代？
于是，隔那么的三两天，网上就惊闻其组织集团的人物不是被“监视居住”就是给谁谁“暴打”，真的是荒塘！可谓一套一套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无论余杰们如何炒作，无论口号嘶叫得多么的伟大，无论其组织将这些痈蛆粉饰得如何地洁白无瑕，拿出“拒郭事件”来一对照，其就无地自容了！
余杰被殴打本人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余杰先生以及其组织的人，是当局对付国内维权运动的得力助手，连捧也来不及呢？真的惊得一身冷汗！天理早几年就声明过，余杰及其组织必须要为“拒郭事件”出来为全世界公众澄清真相和向郭飞雄先生道歉，这才是维一的出路。要不，你们组织的一切炒作，天理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不信？看吧！  

余杰等出走美国 “老意见领袖”们在快速出局

作者：单仁平　环球时报评论员

    “出走”美国的中国“异见作家”余杰18日在华盛顿专门开记者会，讲述自己“被迫”离开中国的故事，并大批中国政府对他的言论管制，以及中国社会的“黑暗”。他的个人感受有些大概是真的，但他的个人感受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感受不一致也是真的。
    在言论问题上，中国这些年感受最深的就两个群体。其中一个是几亿网民，互联网为他们开辟了全新的言论环境和意见表达平台，他们的言论自由与在互联网之前的中国社会里有了天渊之别。他们在互联网上说话虽然偶尔受到关键词限制，但他们有各种办法绕开它们。
    提供这些自由未必出于政府的心甘情愿，但大的现实已经成形：互联网带动的中国言论开放不可逆转。
    但还有一个小群体，他们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他们痛感想写的书在中国出版不了，想在互联网上说的话总被删掉。甚至有数得过来的个别人，与外界接触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他们对中国现行体制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并因此付出了个人人生的一定代价。他们对“敌对”不予否认，而且他们要求有保持敌对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中国法律专为他们设一个“特区”。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前一个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主体，他们意见不一，有些处事积极，有些牢骚满腹，但都随这个国家的发展而一起前行。后一个把与政权对抗变成自己的“职业”，他们认为这个“职业”因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西方世界的支持会越来越有前途，他们对受到挫折缺少思想准备。
    因此他们稍遇不顺，情绪就变得很压抑，比外界限制本应带给他们的沮丧还要严重。比如，他们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遭遇，比如果他们早些年做同样对抗所要面对的，要缓和得多。“异见人士”在中国的生存状态虽有起伏，但大环境对他们的宽容总体上在增多。他们很容易失去乐观，焦躁不安，用更极端的言行发泄孤独，吸引注意力。
    他们越来越脱离草根，把个人极端情绪误当成或幻想成中国社会的普遍情绪，他们把从西方书本上抄来的政治理念强行往中国社会上套，并且总想代表中国社会的主张。其实他们完全落伍了。
    看看中国社会现在有多少合法表达不满和异见的渠道！在他们受到限制的时候，新的意见领袖一批批层出不穷。舆论中出现大量新的尖锐话题，很多都是他们那些“老意见领袖”不熟悉、也不知道该如何讨论的。他们在出局。
    余杰等人出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中国舆论中已经边缘化。他们会认为是政府的限制造成了他们的边缘化。这大概是原因之一。但如果他们带给中国社会的话题和主张真的有强大生命力，他们的淡出决不会像实际发生的这样快，这样彻底。
    中国处在至少两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全面发展中，对这个基本事实和趋势都无法做出判断，可见一些人已被极端思想和情绪完全蒙住了眼睛。这是中国社会的遗憾，更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真心希望“出走”的环境改变能给余杰带来强有力的触动。这对国家的意义已经微不足道，但对他个人则完全不同。祝他好运。▲（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余杰是中共放出的又一只马前卒？ （转）

        余杰顺利离开北京到美国已经有10余天了，无论是圈子里还是互联网上，传闻、猜想一天比一天多。各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甚至花边流言层出不穷。作为一个敢于讲话的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敢于一直与当局高唱反调的人，被压制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携家人翻墙而出，总归是一件好事。看到天理《李晓蓉打中国人权、造假诺奖、余杰活埋》一文，引发鄙人再细读了一遍余杰的去国声明，仔细体会他在墙内十数年的生活，疑问颇多。
      大陆异议人士中的幸运儿。余杰虽不能说著作等身，但先后出版著作十余本，文章上千，更是在独立中文笔会具有极高地位，仅次于诺奖得主刘晓波。对中共来说可谓是眼中钉肉中刺。可余杰却在2010年前的十余年时间里从未因此身陷囹圄，这一点令人非常不解。纵观大陆近几年异议人士的境遇，刘晓波、高智晟、艾未未、陈光诚等人无一幸免地遭遇到了牢狱之灾。而余杰自称1998年起就因为出版《冰与火》一书，受到中宣部和安全部门严密监控，可谓少年才俊，却仿佛永远与铁窗牢笼擦肩而过。其中缘由，是中共当局特别钟情余杰？还是另有隐情？
       肉身翻墙的经典范例。余先生不但不曾身陷囹圄，反而倒是逃出生天了。这就令某更不加不解了。按理来说，禁书十余本、零八宪章忠实拥护者和坚定追随者，余杰有这样的作为，中共当局怎能任之如此轻松的就展翅高飞？艾未未仅仅因为搞了几场行为艺术，虽有先父盛名庇佑，但也难免铁窗牢狱、官司缠身，甚至美国人外交斡旋都无法让之体面收场。而余杰这样一个中共非“活埋”而后快的人，竟然轻松的翻墙而出，还是携妻带子。与之相比，北风或许最能体会一人翻墙而出与一家人翻而出的根本区别，难易程度恐怕有天差之别。这等神通非常人能有，除非上帝眷顾，恰巧墙低水浅。
        少年英才早得志。余杰自我介绍1998年，还是一名北大的在校生，2000年毕业。2005年就已经成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刘晓波因言获罪的时候，余杰这位刘晓波最亲密的朋友依然自由往来于美国。中共为何如此厚爱这位青年才俊。而恰巧此时独立中文笔会内部遭遇重重危机，纷争不断。
        身强体壮耐酷刑。余杰在他的“去国声明”中多次提到被国保警察软禁、殴打、恐吓，讲述的情节有如当年红岩村的渣滓洞。个中情况，无从考实，中共当局恐怕也不会作出解释。虽然中共暴力事件不断，但也不会冒着被国际人权机构质询的风险，做出不等值的买卖吧。何况余杰自称经过非人虐待，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精神气色发肤体质还强过不少同龄人。
     北风说过“目的都是一样的，阻吓”。天理在文中提到，中共能不知道余杰一旦出去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难道中共真的会相信一纸保证书能管住一个出墙之人？从中共的态度上看，余杰一家逃出生天的作用恐怕远远不止于阻吓了吧。中共放余杰出去的用意又在何处？且再看看天理的观点：余杰“活埋”此事引发网上一片质疑，许多人认为所谓余杰给暴打的自述完全是捏造的，余杰这条又臭又脏的裤衩，肯定会给世人所抛弃，终生遗憾。李晓蓉让余杰高调的是要让自从刘晓波赞美阿共牢狱的故事已经烂市、而且国内已经弃之的时候，为要争资源，让国外援助国内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资源握在手中不让傍人沾染。成功了就可以一统江湖、号令群雄。为争夺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资源胡作非为，不惜用哄骗蒙等手段，得到又会怎么样？“活埋”的闹剧的板子最终还是打在幕后黑手李晓蓉的头上。综上所述，李晓蓉抹黑中国人权、造假诺奖等一系列行为，已能证明其所建立的维权网早已沦为中共控制中国维权运动的马前卒，并长期欺骗维权网基层工作人员为其效力。维权网建立以来，与其有关的张祖桦、陈卫、刘贤斌等多名异议人士遭中共残酷打压，并至今无重大成功维权案例，让人防不胜防。

卑鄙下流之余杰

看了题目，网友不要责怪：你怎么骂人？不是我骂人，是余杰骂大家。余杰11月27日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了题为《卑贱的中国人》一文，他骂中国人，我还他一声“卑贱”，有什么不可以吗？
看来，要和余杰讲道理已经很难了，因为他已经靠骂人来写文章了。他在上述的文章里，点名骂的北大教授有两位，不点名骂的北大教授有五十位。就是五十二位教授与你余杰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也不能得出“卑贱的中国人”的结论？你余杰凭什么骂中国人卑贱？这卑贱的中国人包不包括你余杰？包不包括你的父母等一切亲属？如不包括,那你等人是什么人？如包括，你不是太贱了吗？被人称为“北大才子”的余杰，如此不会骂人，真枉为北大读过书的。
余杰破口大骂的起因是北大在今年五四，搞了一个教授推荐好书活动，五十个教授以最多票数推荐《毛选》为好书，这下余杰气不打一处来。余杰足足忍耐了半年多，今天全爆发了。余杰的年纪不得而知，看某书上的相片，大概在四十前后，也就是说，是1969年前后出生的。但他对毛泽东的仇恨已经超过了希特勒。余杰问，“你能想象今天德国的大学教授向学生推荐说，希特拉的《我的奋斗》是一本好书,并要求学生以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吗？”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是战败国的历史结局，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从此站起来的历史结局，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才子”还懂不懂点逻辑？我于是寻找答案，原来余杰是把三年自然灾害时中国饿死了三千万人这笔账算在了毛泽东身上，再将毛泽东和杀害过几百万人的希特勒比较，结论就是毛泽东和希特勒一样，甚至更坏。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余杰在北航曾经说他的外曾祖父由医生开始，积聚了一些钱，买了几亩地，解放后被批斗，后自尽。家仇是原因，“饿死三千万”是借口，因为这是余杰从《炎黄春秋》中看来的，或是他根据前四川省委书记的秘书的材料推算出来的。你对余杰说，那是不真实的，说断了舌头他也不会相信。他不愿相信，他不肯相信。凡是说毛泽东好的，他一概不信，凡是说毛泽东坏的，他一概相信。如此的余杰，竟然对大学生讲如何如何鉴别材料的真伪，胆够大的！
但是，将毛泽东比作希特勒这样的混世魔王，余杰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毛泽东从来不指望自己被全人类和谐地叫好，只要中国的大多数穷人认可他就满足了。事实是，毛泽东在被余杰这样的人骂的同时，却被亿万中国人民至今热烈的歌唱着。亿万中国人民歌唱毛泽东，并非如余杰道听途说，而是发自内心，尤其是中国劳苦大众，包括在余杰外曾祖父几亩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当然有一万个理由感谢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他们可能至今还在那地主老财的几亩地里作奴隶。就像余杰感激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他一样，中国人民感激毛泽东实在无可非议。我非常不理解的是，余杰可以歌唱美国总统及其制度，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歌唱毛泽东及其制度呢？你可以大唱圣经，北大教授为什么不可以推荐《毛选》呢？由此想开去，如果你余杰当上中国元首，那中国人的大多数，何止三千万，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专制独裁啊！
余杰是这样骂中国人的，“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并不是台湾作家柏杨说的"丑陋"，而是我所概括的"卑贱".他说，一个暴徒杀害了你父兄，奸污了你妻女，你还要在他面前山呼万岁，这不是卑贱又是甚么呢？如果余杰的这种推理可以成立，那么请问余杰，美国政府曾经支持国民党军队杀害了你父兄也即中国人民，奸污了你妻女也即中国妇女，你还要和美国总统握手合影，这不是卑贱是甚么？实话告诉余杰，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人父兄妻女，从来没有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杀害奸污”过。你挑动不成，就骂人，卑贱的是余杰之流。
一方面利用改革开放带来的对仇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言行的宽容，出书演讲，捞取好处，一方面利用香港的“一国两制”，大量发表攻击漫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制度的文章。这种卑贱的人格，就是今天中国极右势力的丑恶嘴脸。奇怪的是这样的“才子”居然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中国共产党用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培养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骂中国人卑贱的“才子”，其实更确切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中共最大的悲剧，中国最大的悲剧。

晒晒余杰的嘴脸（转）

余杰、王怡访问墨尔本纪要
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两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应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亚洲语言研究系邀请，来墨尔本进行学术交流。
在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为期一周的逗留期间，他们先后拜会了墨尔本销量最大的日报Herald Sun 的专栏作家、著名评论员安德鲁( Andrew Boat ) 和此间杂志“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 主编杰拉尔德( Gerald Mercer )。此外，他们还与国际社会人权协会澳洲分会会长约翰（John Launder) 和国际笔会副会长朱迪施（Judith Rodriguez）以及墨尔本笔会年轻作家Melissa Miller等人见面交谈。
在与上述西人接触时，余杰谈话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揭露中共当局“和平崛起”的谎言上。
他指出，胡锦涛上台之后，凭借着中国的市场和财力，以“和平崛起”为新的旗帜——用“和平”一词掩饰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进取”的野心。但是，正如一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只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一种“不稳定”因素。
余杰提请西方国家注意。近年来，他们逐渐丧失了对中共政权的警惕性，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成为维持中共经济增长的最大帮助。西方的政界和商界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如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教家庭教会这多达一亿多追求信仰自由的公民的残酷迫害。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危险的政权，澳大利亚当局却轻易对其出口铀矿，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这些铀矿不会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是，中共当局什么时候真正遵守过国际协定呢？余杰指出，欧盟不应当向中方解除武器禁运，澳大利亚也不应当向中方出口铀矿。这些短视行为，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而言必将危害世界的和平。
余杰强调，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关心西方各国自己的安全，西方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闭上眼睛，西方也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当局掩耳盗铃的“和平崛起”之说。余杰预言，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西方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
作为宪政问题的研究专家，王怡则重点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新兴的民间维权运动。该运动由一群勇敢的律师带领，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多达一亿人的信仰者（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者）的信仰自由的维权、被强制征收土地的农民的私人财产的维权、城市中产阶级受房地产开发商（其背后是中共的特权阶层）的欺骗而进行的业主维权等等。这一维权运动运用现有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资源与中共当局进行抗争，是一种温和的、理性的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式，它不同与昔日激进的民主运动。
王怡指出，西方国家应当更多关注此维权运动的动态，应当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果此运动失败了，那么中国社会的冲突和对立将更加严重，和平转型的可能将丧失，中国也许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如果中国不能成功由独裁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大的动荡乃至流血冲突，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最不怕得罪人的Herald Sun评论员安德鲁( Andrew Boat )倾听了两人的意见之后，称余杰为“ brave Yu（勇敢的余杰）”。对于近由于丹麦报纸登载了十二幅关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汗墨德的漫画而引发的穆斯林人的骚乱，问他们有何看法。余杰说，画家画画，作家写作，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可侵犯。媒体发表这些漫画，那是新闻自由，无可指责。穆斯林在一些国家搞暴力骚乱的行为不足为取，他们应当用理智、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宗教感情。国际笔会已经发表申明，对那些以恐怖手段恐吓漫画作家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此间杂志“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 主编杰拉尔德( Gerald Mercer ) ，感谢墨尔本中文笔会把这两位勇敢的青年带到他家，使得他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能够面对面地交谈。他告诉客人，他的杂志一直很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一期杂志上还刊登了关于浙江东阳民众抗议征地事件的报道，并以此为封面。
余杰和王怡的观点让杰拉德尔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杰拉尔德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报导——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在澳洲”一文中写到，“他俩到海外发表指责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是要承担风险的，余杰过去曾被海关盘问过十二小时（注：应为三小时，后因查不出问题，把他随身用的旧计算机当新计算机罚海关税一千元人民币了事）。目前在中国，超过六十名知识分子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做了像他俩做的一样的事（指责政府领导人）。余杰和王怡认为，他俩在海外的知名度使中国领导人不敢对他们轻易下手。但相信，他俩只是人质，出国的权利随时可被中共收回。”
杰拉尔德在写到欧盟是否应当解禁对中国的武器销售时写到：“余杰说，中国不需要欧洲的武器。中国需要好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只有共产党才需要武器去威胁台湾和它自己的同胞。”
杰拉尔德说：“王怡指出，中共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拒绝补偿征用的他们的土地。中国公民没有自由结社和组织工会的权利，除非参加政府组织的假工会……西人在中国的投资，帮助巩固中共政权，获利的是统治者和他们的子女。”
他说， “王怡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关于北朝鲜的见解，他说五大国关于与北韩核武器威胁的会谈，中国作为谈判会的召集人，又是北韩石油和粮食主要的资助国，很多评论家相信北京会哄劝北韩签署有关协议。但王怡认为，北京是在利用它和北韩的关系，把北韩作为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
文章的结尾杰拉尔德写道：“这两个青年的观点闪射出他们知识的严谨和做人的勇气，在此之上，还有希望。可能，我最好还是转用余杰在2004年写的话来作本文的结尾，?作为一个对自由充满热望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上帝的信徒，我坚信，中国这块土地决不会被上帝遗弃，奴隶般的中国人应当有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 ”
国际社会人权协会澳洲分会会长约翰（John Launder），驾车二百五十公里到墨尔本，参加与余杰、王怡等人的座谈。他的不少会员居住在墨市以外的郊区，近的也要开车一百公里以上。约翰介绍，人权协会有许多自愿者在泰国、越南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工作，他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很关注。
余杰说写作自由是人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希望人权协会发出声音，像记者无疆界那样，经常声援因言获罪仍然关在监狱里的中国作家和记者。余杰还通报了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赵达功先生前两天被深圳警方非法拘禁并禁止到北京土耳其使馆办理签证的事件。赵即将赴土耳其参加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在土耳其举办的年会，看来此计划已经被迫中止了。中共当局近年来加大了对异议作家的打压，有仅六十位作家仅仅是因为在网络和其它渠道上发表批评文章就被捕入狱，而且在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
余杰还指出，许多国际互联网巨头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配合中共对中国异议作家进行监控，如雅虎公司甚至将作家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中共警方，导致师涛被判处十年重刑。雅虎的负责人辩解说，这是遵守当地的法律。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追问：如果你的公司是在纳粹德国经营业务，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命令你将犹太人的资料提供给他们，以便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你难道也应当毫不犹豫地配合他们吗？
在座的各位人士对余杰介绍的情况高度关注，他们还提出了许多问题。分别前，约翰说，很高兴见到你们，下次再来，我将召集更多的会员参加座谈，只有对中国有更真实的了解，才能开展好我们的工作。
同时来此的还有国际笔会副会长朱迪施（Judith Rodriguez）和墨尔本笔会的年轻作家玛丽沙（Melissa Miller）。去年十一月在墨尔本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时，她们同余杰已经认识。会后，朱迪施和玛丽沙兴奋地说，墨尔本也有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了，今后我们要加强联系，进一步合作。
二月十七号，余杰、王怡在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亚洲语言研究系办公室发表演讲。主持人黄乐嫣博士，翻译是单春明和一位澳洲汉学家，听众多为该校教授，也有数个学生，近三十人。
余杰讲题是“写作是一种保卫记忆的努力”。
余杰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讲到，随着急速的市场化进程，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夜之间变得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更为商业化。 “非虚构性写作”再次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中流砥柱，它继承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传统，尝试实现着在夹缝中捍卫记忆和凸现真实的使命。
他提到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这五部令人尊敬的“非虚构性写作”。由于中国当局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日益严密，这些著作中虽然有的得以在删节之后在大陆正式出版，但很快引起中宣部的关注，被下令停止加印和销售。中国没有基本的新闻自由，中国的媒体全部在党的控制下。余杰讲到，在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便是捍卫历史和捍卫记忆的写作，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已经和正在遭受肆无忌惮的损害。
余杰最后说，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我们只有我们的笔和纸。这就足够了，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写作来捍卫我们的记忆与历史，捍卫我们的自由与尊严。章诒和、杨显惠、廖亦武、王友琴和丁子霖们便是这样做的，他们为当代汉语写作挽回了荣誉，他们赋予了被侮辱的汉语以冰清玉洁的质地。我想，像他们那样写作，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能推卸的使命。
王怡的题目是“地方主义与宪政转型”。他强调在宪政转型中，地方主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说，我是一个地方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我认为如果某个地方不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我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某个地方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中国就一定不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地方上的人如果不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中国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
王怡从谭嗣同所说的“两千年皆秦制”谈起，说明中国传统的统治结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体制大大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共当局继承并强化了这一传统。在当今全球视野之中，唯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人口和面积上都是大国的国家施行中央集权制度，其它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均施行联邦制度，使得地方主义得以彰显，也使得民主和地方利益得到尊重。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乃是不稳定的源泉。王怡指出，地方官员不对地方百姓负责，只对中央负责，因为他是中央任命的，而不是地方选举的。因此，一旦地方上出现冲突，地方官员便将矛盾向中央推脱，最后中央成为所有矛盾的聚集点。中国今天的民众对中央的不满普遍超过对地方的不满，因此中央的崩溃速度，也必将超过地方政治的崩溃速度。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地方的民主化，就是国家的宪政化。
余杰、王怡精彩的演讲，加上莫纳什大学亚洲语言研究系的翻译实力，大家屏息凝神认真倾听，并有多人提问。提问包括中国今日对待历史的态度及历史记载的真伪；胡锦涛当政后，政府对出版界的控制有否放松等等。余杰在回答问题时，顺便提到墨尔本唐人街一个餐馆门口，公然挂了个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对此他感到震惊。他说，这个应为中国五千万非正常死亡惨剧负责的罪人，在海外竟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不可思议。当即有位坐在门口的中国男子问道，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是如何来的。余杰回答后，他一面摇头，一面扬长而去。另一位听众解释，餐馆老板挂毛像，是从经济利益出发，顾客上门，无非为了吃顿湖南菜。由此可见，即便在海外华人世界，要普及常识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二月十九日，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为余杰、王怡在墨市博士山老人会举行了一场演讲会，近一百二十位来宾到场。
余杰的讲题是“拆除中国的靖国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余杰开宗明义，台联党主席苏进强和多名台联党成员，前往东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活动，成为首位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台湾政党党魁。台湾政界愤怒谴责他这“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然而，苏进强所做的这一切，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早已做过，甚至做得比之更过分、更不堪。
余杰多处引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苏联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呆了三年多，与毛泽东、康生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朝夕相处，有诸多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后写成的《延安日记》里的内容。说明毛泽东和他的党，在抗日时期同敌人和平共处。到处都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延安时期，毛泽东以窑洞为伪装，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比腐败更可怕的是整风运动，它比当年斯大林的清洗还要彻底和残酷。
从江西时代的肃反、延安时代的整风、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到中共建政之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政党杀戮了四五千万国人，再加上大跃进中饿死的三四千万冤魂，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国人的数量三倍于死于日寇手下的国人。
然而，这个人民公敌的头像，仍然被印制在各种面额的人民币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得面对之。既然我们理直气壮地谴责异族对本民族的杀戮，那么为何要忘却本民族的独裁者对同胞的杀戮？当我们谴责日本政要、日本国民以及某些台湾政治人物参拜东京的靖国神社时，有没有想过应当拆除“毛主席纪念堂”这座位于北京心脏的“靖国神社”呢？当我们谴责日本学者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抹杀南京大屠杀、化学战和慰安妇等滔天罪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上仍然在歌颂毛泽东这个比东条英机和日本天皇还要凶残的刽子手呢？
作为大陆公民，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中央，矗立着一幢与靖国神社同样可恶的建筑，那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它就是中国人为杀戮自己同胞的屠夫修建的“靖国神社”。
近日，据说大陆网络上有上千万人签名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然而，在两年前由我和友人发起“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签名时，却只有数十人签名。呼吁书发表之后，有一个毛派网站刊登文章，公布了他们调查出来的每个签名者的简历，号称要将这些“亵渎伟大领袖”的签名者统统绞死。
余杰大声发问：“一个参拜撒旦的国族，有什么资格批评别的国族供奉小鬼呢？”
余杰在对毛泽东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后说：“只有到了我们拆除北京的“靖国神社”——毛泽东纪念堂——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们从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币上去掉毛泽东的头像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们从每一个国民的心中根除毛泽东崇拜的那一天，我们这个国族才得以恢复基本的尊严与自信，才有资格去谴责那个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王怡演讲的题目是“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转型”。
王怡指出，他听说不久前辛灏年先生曾经来墨尔本作过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演讲，他不同意辛的观点，他希望能够为海外的华人朋友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能够由此而触发大家更多的思考。王怡首先从学术的角度对中国人心目中的国父孙文（他父母给的名字），作了根本的否定。他观点大胆，一针见血，认为孙文之于辛亥革命，其功绩大半是象征性的。辛亥革命更多的是从清末的宪政运动中产生的，但是在后来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激进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温和的宪政派被故意边缘化乃至丑化了。孙文是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始作俑者。“二次革命”是孙文一生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孙文还具备了一定的建构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和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的话，那么此后的孙文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最终也走向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的道路。
王怡剖析了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陈炯明四名战友的关系的破裂，由此论证了孙文对政党政治、联邦主义等思路的否定。他接着从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四个方面，论证乱臣贼子百年来绵绵不绝，孙文是其一，他是共产专制和暴力革命的开山祖，共产党与他一脉相承，正是他起初的“联俄联共”的方针，导致了此后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兴起，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中国人遂坠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孙文难逃其咎。
两人的演讲极其精彩，听众反应异常热烈。演讲结束后，来宾踊跃提问畅谈感想。演讲者和听众间一问一答形成互动，高潮迭起。
在回答问题时，王怡说，以前在国内，有人表扬我的文章像海外华人写的，我觉得很骄傲，我说，我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学会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去说话，我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海外华人。可是我到了海外，发现很多海外华人，甚至是西人，西方政府、组织，在精神上，他们整个被共产党绑架了——像个大陆人。我感到很悲哀。共产党在这里的存在甚至不亚于在国内。而在国内，这样的情况正在慢慢地改变。在我们身边有了越来越多敢讲话、无顾虑的人。他们正在一点一点积聚自己内心的尊严。
事实上，在海外，如何消除内心的恐惧，已是每个海外华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余杰接着说：焦国标先生曾着文《讨伐中宣部》，可是我到了海外之后，发觉中共在海外也有个中宣部，它牢牢地控制着各大洲的华人社区和华人媒体，虽然它不能象在国内那样直接打个电话或给一张黑名单，说这些人的文章不能登，但是它有更加狡猾的做法。另外一点，我认为很多海外华人朋友的恐惧是自我想象出来的，被夸大了。不少华人朋友对中共的恐惧还停留在毛时代，不知道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情况了。民间的知识分子和中共之间已经有了博弈的可能和空间，比如说最近发生的“冰点”事件。我们希望，在国内更多敢说真话的人站出来。
有位听众发言，我常想，为什么我们来澳多年，当中还有些人和中共那么保持一致呢，我想这是和中共几十年的教育分不开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要把狼奶一点点挤出来，这是个艰巨的过程。另一位听众说，我们海外华人真的应该反思，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肉体上的自由人，我们应该做一个精神上的自由人。独立笔会会员老戴维说，象我这种平常骂共产党，什么集会也去，六四聚会也去的人，走到领事馆，我是挺胸抬头的。而恰恰那些平常拍共产党马屁的人，走到领事馆还抖抖索索的，怕得要命。我想我就是个反对他们的人，我就不怕他不给我签证，凭什么不给我签证啊？我在澳洲没有违反澳洲的法律，在中国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他认为余杰说得对，海外华人把自己受迫害的恐惧放大了几倍。
王怡感叹地说，国内现在的维权运动兴起了，而海外华人的维权运动还没开展。由此可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如果我们在海外都无法去争取言论自由，都无法去争取回国的权利，那么，我们在这里关心声援大陆的民主改革，也就失去了依据。
事实上，如何消除内心的恐惧，已是每个海外华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
演讲会后结束后，余杰、王怡为听众签名售书。加上前几天的，墨尔本售书的总数，远远超过他们的第一站悉尼，出乎他们的预料。
王怡对孙文的负面评价，引起不少听众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功绩不容抹煞，孙中山推翻满清皇帝，建立的共和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雏形，他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他们抗议王怡称孙中山为乱臣贼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会在海外华人中引起思想混乱。
不过，大家一致认为，余杰、王怡二人生活在共产专制的眼皮下，仍以大无畏精神，揭露至今依然尊崇为神的毛泽东的罪行和共产党的倒行逆施，令人钦佩。
当晚，自称“专业厨师，业余画匠”的墨尔本画家傅红，以他高超的烹调技术，摆出两大桌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为余杰一行饯行。大家互道珍重，后会有期。
余杰、王怡用行动实践着他们的话：不知道下一次还放不放我们出国，我们要利用每一次出来的机会，尽可能多地接触人，华人西人，尽可能多地讲出我们的观点，使人们了解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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