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余杰的嘴脸（转）

余杰、王怡访问墨尔本纪要
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副秘书长王怡，两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应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亚洲语言研究系邀请，来墨尔本进行学术交流。
在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为期一周的逗留期间，他们先后拜会了墨尔本销量最大的日报Herald Sun 的专栏作家、著名评论员安德鲁( Andrew Boat ) 和此间杂志“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 主编杰拉尔德( Gerald Mercer )。此外，他们还与国际社会人权协会澳洲分会会长约翰（John Launder) 和国际笔会副会长朱迪施（Judith Rodriguez）以及墨尔本笔会年轻作家Melissa Miller等人见面交谈。
在与上述西人接触时，余杰谈话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揭露中共当局“和平崛起”的谎言上。
他指出，胡锦涛上台之后，凭借着中国的市场和财力，以“和平崛起”为新的旗帜——用“和平”一词掩饰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进取”的野心。但是，正如一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只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一种“不稳定”因素。
余杰提请西方国家注意。近年来，他们逐渐丧失了对中共政权的警惕性，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成为维持中共经济增长的最大帮助。西方的政界和商界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如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教家庭教会这多达一亿多追求信仰自由的公民的残酷迫害。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危险的政权，澳大利亚当局却轻易对其出口铀矿，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这些铀矿不会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是，中共当局什么时候真正遵守过国际协定呢？余杰指出，欧盟不应当向中方解除武器禁运，澳大利亚也不应当向中方出口铀矿。这些短视行为，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而言必将危害世界的和平。
余杰强调，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关心西方各国自己的安全，西方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闭上眼睛，西方也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当局掩耳盗铃的“和平崛起”之说。余杰预言，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西方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
作为宪政问题的研究专家，王怡则重点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新兴的民间维权运动。该运动由一群勇敢的律师带领，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多达一亿人的信仰者（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者）的信仰自由的维权、被强制征收土地的农民的私人财产的维权、城市中产阶级受房地产开发商（其背后是中共的特权阶层）的欺骗而进行的业主维权等等。这一维权运动运用现有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资源与中共当局进行抗争，是一种温和的、理性的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式，它不同与昔日激进的民主运动。
王怡指出，西方国家应当更多关注此维权运动的动态，应当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果此运动失败了，那么中国社会的冲突和对立将更加严重，和平转型的可能将丧失，中国也许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如果中国不能成功由独裁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大的动荡乃至流血冲突，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最不怕得罪人的Herald Sun评论员安德鲁( Andrew Boat )倾听了两人的意见之后，称余杰为“ brave Yu（勇敢的余杰）”。对于近由于丹麦报纸登载了十二幅关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汗墨德的漫画而引发的穆斯林人的骚乱，问他们有何看法。余杰说，画家画画，作家写作，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可侵犯。媒体发表这些漫画，那是新闻自由，无可指责。穆斯林在一些国家搞暴力骚乱的行为不足为取，他们应当用理智、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宗教感情。国际笔会已经发表申明，对那些以恐怖手段恐吓漫画作家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此间杂志“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 主编杰拉尔德( Gerald Mercer ) ，感谢墨尔本中文笔会把这两位勇敢的青年带到他家，使得他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能够面对面地交谈。他告诉客人，他的杂志一直很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一期杂志上还刊登了关于浙江东阳民众抗议征地事件的报道，并以此为封面。
余杰和王怡的观点让杰拉德尔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杰拉尔德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报导——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在澳洲”一文中写到，“他俩到海外发表指责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是要承担风险的，余杰过去曾被海关盘问过十二小时（注：应为三小时，后因查不出问题，把他随身用的旧计算机当新计算机罚海关税一千元人民币了事）。目前在中国，超过六十名知识分子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做了像他俩做的一样的事（指责政府领导人）。余杰和王怡认为，他俩在海外的知名度使中国领导人不敢对他们轻易下手。但相信，他俩只是人质，出国的权利随时可被中共收回。”
杰拉尔德在写到欧盟是否应当解禁对中国的武器销售时写到：“余杰说，中国不需要欧洲的武器。中国需要好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只有共产党才需要武器去威胁台湾和它自己的同胞。”
杰拉尔德说：“王怡指出，中共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权，拒绝补偿征用的他们的土地。中国公民没有自由结社和组织工会的权利，除非参加政府组织的假工会……西人在中国的投资，帮助巩固中共政权，获利的是统治者和他们的子女。”
他说， “王怡还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关于北朝鲜的见解，他说五大国关于与北韩核武器威胁的会谈，中国作为谈判会的召集人，又是北韩石油和粮食主要的资助国，很多评论家相信北京会哄劝北韩签署有关协议。但王怡认为，北京是在利用它和北韩的关系，把北韩作为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
文章的结尾杰拉尔德写道：“这两个青年的观点闪射出他们知识的严谨和做人的勇气，在此之上，还有希望。可能，我最好还是转用余杰在2004年写的话来作本文的结尾，?作为一个对自由充满热望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上帝的信徒，我坚信，中国这块土地决不会被上帝遗弃，奴隶般的中国人应当有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 ”
国际社会人权协会澳洲分会会长约翰（John Launder），驾车二百五十公里到墨尔本，参加与余杰、王怡等人的座谈。他的不少会员居住在墨市以外的郊区，近的也要开车一百公里以上。约翰介绍，人权协会有许多自愿者在泰国、越南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工作，他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很关注。
余杰说写作自由是人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希望人权协会发出声音，像记者无疆界那样，经常声援因言获罪仍然关在监狱里的中国作家和记者。余杰还通报了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赵达功先生前两天被深圳警方非法拘禁并禁止到北京土耳其使馆办理签证的事件。赵即将赴土耳其参加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在土耳其举办的年会，看来此计划已经被迫中止了。中共当局近年来加大了对异议作家的打压，有仅六十位作家仅仅是因为在网络和其它渠道上发表批评文章就被捕入狱，而且在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
余杰还指出，许多国际互联网巨头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配合中共对中国异议作家进行监控，如雅虎公司甚至将作家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中共警方，导致师涛被判处十年重刑。雅虎的负责人辩解说，这是遵守当地的法律。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追问：如果你的公司是在纳粹德国经营业务，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命令你将犹太人的资料提供给他们，以便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你难道也应当毫不犹豫地配合他们吗？
在座的各位人士对余杰介绍的情况高度关注，他们还提出了许多问题。分别前，约翰说，很高兴见到你们，下次再来，我将召集更多的会员参加座谈，只有对中国有更真实的了解，才能开展好我们的工作。
同时来此的还有国际笔会副会长朱迪施（Judith Rodriguez）和墨尔本笔会的年轻作家玛丽沙（Melissa Miller）。去年十一月在墨尔本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时，她们同余杰已经认识。会后，朱迪施和玛丽沙兴奋地说，墨尔本也有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了，今后我们要加强联系，进一步合作。
二月十七号，余杰、王怡在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亚洲语言研究系办公室发表演讲。主持人黄乐嫣博士，翻译是单春明和一位澳洲汉学家，听众多为该校教授，也有数个学生，近三十人。
余杰讲题是“写作是一种保卫记忆的努力”。
余杰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讲到，随着急速的市场化进程，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夜之间变得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更为商业化。 “非虚构性写作”再次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中流砥柱，它继承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传统，尝试实现着在夹缝中捍卫记忆和凸现真实的使命。
他提到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廖亦武的《中国冤案录》、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这五部令人尊敬的“非虚构性写作”。由于中国当局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日益严密，这些著作中虽然有的得以在删节之后在大陆正式出版，但很快引起中宣部的关注，被下令停止加印和销售。中国没有基本的新闻自由，中国的媒体全部在党的控制下。余杰讲到，在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便是捍卫历史和捍卫记忆的写作，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已经和正在遭受肆无忌惮的损害。
余杰最后说，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我们只有我们的笔和纸。这就足够了，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写作来捍卫我们的记忆与历史，捍卫我们的自由与尊严。章诒和、杨显惠、廖亦武、王友琴和丁子霖们便是这样做的，他们为当代汉语写作挽回了荣誉，他们赋予了被侮辱的汉语以冰清玉洁的质地。我想，像他们那样写作，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能推卸的使命。
王怡的题目是“地方主义与宪政转型”。他强调在宪政转型中，地方主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说，我是一个地方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我认为如果某个地方不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我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某个地方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中国就一定不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地方上的人如果不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中国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
王怡从谭嗣同所说的“两千年皆秦制”谈起，说明中国传统的统治结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体制大大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共当局继承并强化了这一传统。在当今全球视野之中，唯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人口和面积上都是大国的国家施行中央集权制度，其它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均施行联邦制度，使得地方主义得以彰显，也使得民主和地方利益得到尊重。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乃是不稳定的源泉。王怡指出，地方官员不对地方百姓负责，只对中央负责，因为他是中央任命的，而不是地方选举的。因此，一旦地方上出现冲突，地方官员便将矛盾向中央推脱，最后中央成为所有矛盾的聚集点。中国今天的民众对中央的不满普遍超过对地方的不满，因此中央的崩溃速度，也必将超过地方政治的崩溃速度。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地方的民主化，就是国家的宪政化。
余杰、王怡精彩的演讲，加上莫纳什大学亚洲语言研究系的翻译实力，大家屏息凝神认真倾听，并有多人提问。提问包括中国今日对待历史的态度及历史记载的真伪；胡锦涛当政后，政府对出版界的控制有否放松等等。余杰在回答问题时，顺便提到墨尔本唐人街一个餐馆门口，公然挂了个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对此他感到震惊。他说，这个应为中国五千万非正常死亡惨剧负责的罪人，在海外竟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不可思议。当即有位坐在门口的中国男子问道，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是如何来的。余杰回答后，他一面摇头，一面扬长而去。另一位听众解释，餐馆老板挂毛像，是从经济利益出发，顾客上门，无非为了吃顿湖南菜。由此可见，即便在海外华人世界，要普及常识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二月十九日，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为余杰、王怡在墨市博士山老人会举行了一场演讲会，近一百二十位来宾到场。
余杰的讲题是“拆除中国的靖国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余杰开宗明义，台联党主席苏进强和多名台联党成员，前往东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活动，成为首位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台湾政党党魁。台湾政界愤怒谴责他这“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然而，苏进强所做的这一切，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早已做过，甚至做得比之更过分、更不堪。
余杰多处引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苏联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呆了三年多，与毛泽东、康生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朝夕相处，有诸多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后写成的《延安日记》里的内容。说明毛泽东和他的党，在抗日时期同敌人和平共处。到处都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延安时期，毛泽东以窑洞为伪装，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比腐败更可怕的是整风运动，它比当年斯大林的清洗还要彻底和残酷。
从江西时代的肃反、延安时代的整风、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到中共建政之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政党杀戮了四五千万国人，再加上大跃进中饿死的三四千万冤魂，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国人的数量三倍于死于日寇手下的国人。
然而，这个人民公敌的头像，仍然被印制在各种面额的人民币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得面对之。既然我们理直气壮地谴责异族对本民族的杀戮，那么为何要忘却本民族的独裁者对同胞的杀戮？当我们谴责日本政要、日本国民以及某些台湾政治人物参拜东京的靖国神社时，有没有想过应当拆除“毛主席纪念堂”这座位于北京心脏的“靖国神社”呢？当我们谴责日本学者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抹杀南京大屠杀、化学战和慰安妇等滔天罪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上仍然在歌颂毛泽东这个比东条英机和日本天皇还要凶残的刽子手呢？
作为大陆公民，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中央，矗立着一幢与靖国神社同样可恶的建筑，那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它就是中国人为杀戮自己同胞的屠夫修建的“靖国神社”。
近日，据说大陆网络上有上千万人签名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然而，在两年前由我和友人发起“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签名时，却只有数十人签名。呼吁书发表之后，有一个毛派网站刊登文章，公布了他们调查出来的每个签名者的简历，号称要将这些“亵渎伟大领袖”的签名者统统绞死。
余杰大声发问：“一个参拜撒旦的国族，有什么资格批评别的国族供奉小鬼呢？”
余杰在对毛泽东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后说：“只有到了我们拆除北京的“靖国神社”——毛泽东纪念堂——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们从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币上去掉毛泽东的头像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们从每一个国民的心中根除毛泽东崇拜的那一天，我们这个国族才得以恢复基本的尊严与自信，才有资格去谴责那个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王怡演讲的题目是“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转型”。
王怡指出，他听说不久前辛灏年先生曾经来墨尔本作过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演讲，他不同意辛的观点，他希望能够为海外的华人朋友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能够由此而触发大家更多的思考。王怡首先从学术的角度对中国人心目中的国父孙文（他父母给的名字），作了根本的否定。他观点大胆，一针见血，认为孙文之于辛亥革命，其功绩大半是象征性的。辛亥革命更多的是从清末的宪政运动中产生的，但是在后来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激进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温和的宪政派被故意边缘化乃至丑化了。孙文是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始作俑者。“二次革命”是孙文一生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孙文还具备了一定的建构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和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的话，那么此后的孙文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最终也走向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的道路。
王怡剖析了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陈炯明四名战友的关系的破裂，由此论证了孙文对政党政治、联邦主义等思路的否定。他接着从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四个方面，论证乱臣贼子百年来绵绵不绝，孙文是其一，他是共产专制和暴力革命的开山祖，共产党与他一脉相承，正是他起初的“联俄联共”的方针，导致了此后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兴起，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中国人遂坠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孙文难逃其咎。
两人的演讲极其精彩，听众反应异常热烈。演讲结束后，来宾踊跃提问畅谈感想。演讲者和听众间一问一答形成互动，高潮迭起。
在回答问题时，王怡说，以前在国内，有人表扬我的文章像海外华人写的，我觉得很骄傲，我说，我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学会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去说话，我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海外华人。可是我到了海外，发现很多海外华人，甚至是西人，西方政府、组织，在精神上，他们整个被共产党绑架了——像个大陆人。我感到很悲哀。共产党在这里的存在甚至不亚于在国内。而在国内，这样的情况正在慢慢地改变。在我们身边有了越来越多敢讲话、无顾虑的人。他们正在一点一点积聚自己内心的尊严。
事实上，在海外，如何消除内心的恐惧，已是每个海外华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余杰接着说：焦国标先生曾着文《讨伐中宣部》，可是我到了海外之后，发觉中共在海外也有个中宣部，它牢牢地控制着各大洲的华人社区和华人媒体，虽然它不能象在国内那样直接打个电话或给一张黑名单，说这些人的文章不能登，但是它有更加狡猾的做法。另外一点，我认为很多海外华人朋友的恐惧是自我想象出来的，被夸大了。不少华人朋友对中共的恐惧还停留在毛时代，不知道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情况了。民间的知识分子和中共之间已经有了博弈的可能和空间，比如说最近发生的“冰点”事件。我们希望，在国内更多敢说真话的人站出来。
有位听众发言，我常想，为什么我们来澳多年，当中还有些人和中共那么保持一致呢，我想这是和中共几十年的教育分不开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要把狼奶一点点挤出来，这是个艰巨的过程。另一位听众说，我们海外华人真的应该反思，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肉体上的自由人，我们应该做一个精神上的自由人。独立笔会会员老戴维说，象我这种平常骂共产党，什么集会也去，六四聚会也去的人，走到领事馆，我是挺胸抬头的。而恰恰那些平常拍共产党马屁的人，走到领事馆还抖抖索索的，怕得要命。我想我就是个反对他们的人，我就不怕他不给我签证，凭什么不给我签证啊？我在澳洲没有违反澳洲的法律，在中国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他认为余杰说得对，海外华人把自己受迫害的恐惧放大了几倍。
王怡感叹地说，国内现在的维权运动兴起了，而海外华人的维权运动还没开展。由此可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如果我们在海外都无法去争取言论自由，都无法去争取回国的权利，那么，我们在这里关心声援大陆的民主改革，也就失去了依据。
事实上，如何消除内心的恐惧，已是每个海外华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
演讲会后结束后，余杰、王怡为听众签名售书。加上前几天的，墨尔本售书的总数，远远超过他们的第一站悉尼，出乎他们的预料。
王怡对孙文的负面评价，引起不少听众极大的不满。他们认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功绩不容抹煞，孙中山推翻满清皇帝，建立的共和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雏形，他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他们抗议王怡称孙中山为乱臣贼子，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会在海外华人中引起思想混乱。
不过，大家一致认为，余杰、王怡二人生活在共产专制的眼皮下，仍以大无畏精神，揭露至今依然尊崇为神的毛泽东的罪行和共产党的倒行逆施，令人钦佩。
当晚，自称“专业厨师，业余画匠”的墨尔本画家傅红，以他高超的烹调技术，摆出两大桌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为余杰一行饯行。大家互道珍重，后会有期。
余杰、王怡用行动实践着他们的话：不知道下一次还放不放我们出国，我们要利用每一次出来的机会，尽可能多地接触人，华人西人，尽可能多地讲出我们的观点，使人们了解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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